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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操宗族墓砖看两汉砖文的书法价值  

2012-01-01 14:17:48|  分类: 书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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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两汉书法,据清代考据学与近现代田野考据学证实,法度森严、用于歌功颂德的汉碑并不代表汉代书法的全貌,即使论典型面目,它也不够完整。而以曹操宗族墓砖为代表的民间砖文,不仅再现了两汉书风的整体风貌,而且也填补了书法史上“前汉无碑”的史料空白,对研究两汉思想史、文化史以及书体风格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曹氏宗族墓砖出土概况

1974年以来,安徽省亳州市陆续发掘了七座曹氏宗族墓葬。曹氏是东汉沛国谯郡(亳州)的一大家族,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就出生于这个宗族[1]。在发掘的七座墓葬中,出土字砖的有三座,其一是元宝坑一号墓(简称元),该墓出土字砖137块,其书刻年号为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其二是董园村的一号汉墓(简称董),该墓出土字砖234块,其书刻年号为汉桓帝延熹七年(164)[2]。另一个是1982年发掘的曹四孤堆墓,出土字砖77块。在三座墓葬中,还发现有部分画像砖和笔画不清的字砖。目前出土的这批文字砖,不仅年代较早,而且文字数量也很多,对研究两汉字体的演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3]。从曹氏宗族墓砖的书刻情况来看,由于“曹氏家族的庞大,官僚又多,修建坟墓的工程自然也是繁重的任务,这时已经产生了一个有领导的、统一的制砖烧窑的机构”。[4]而在这个机构中,参与墓砖的烧制人员,其一应是曹府委派的低级官吏,从书刻有“谯功曹氏曹湖”的文字即可印证。而绝大多数应为穷苦农民或卖身的奴隶,如元51号《买女(汝)作壁(砖)可棠(尝)砖》,还有一种应是犯法的官吏贬职后罚充劳役的刑徒。两汉社会,“凡大工役多募罪人为之,凡死罪以下戍边屯田,以外并执杂作”[5]。此类刑徒,地位低下,没有人身自由,这与东汉刑徒砖所记载的刑徒有着相似的身份。也正是有了这类以奴隶、刑徒以及受雇的平民为代表的民间工匠的参与,从而使曹氏墓砖的书刻具有了浓重的民间色彩。



二、曹操宗族墓砖的特点

1.曹氏墓砖书法的民间性。汉代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于其书迹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重于两大形式,一类为碑版,另一类则为简牍。碑版是显贵者用以彰功业、纪功事,刻于石,立于显要,以图永存,而简牍或为故有典籍,或为司徒文书,削竹斩木以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于公署[6]。汉代民间书法,多为中产或贫民阶层刻在砖上,或刻在墓内、棺椁、阙上,大多为信手所作。其字数虽少、体积虽小,但其独树一帜的精神风貌和高度的艺术水准,可与碑版、简牍比肩。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演绎,并不仅仅依赖于官方和上层的作用,它同时离不开民众、民间的参与。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甘肃半山、马厂,青海乐都、柳湾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以及在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刻画于陶器上相似的形状符号来看,中国的汉字从根本上源于远古时代民众的基本实践,而曹操宗族墓砖的制作与书刻,正是由于其时的刑徒与奴隶以及广大平民的参与,才决定了其具有显见的民间性,呈现出民间书法的特点。

民间书法,顾名思义来自于民间,其主体就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尽管他们身份卑微、文化不高,但由于长年累月地书写,具备了过硬的书刻技能,成为民间书法的主体。从学术和文化层面上来看,民间书法的参与者,“还应包括有一定身份、有一定知识的地方官吏和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境遇虽然比平头百姓强许多,但从审美趣味、创作偏好来看,其与社会下层劳动大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7]。由于他们一方面掌握着知识,另一方面又对社会风尚有较为准确的了解与把握,很自然地成为沟通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在民间书法的“创作”中,他们很自然地担当着“设计师”或“起稿者”的角色,曹氏宗族水准较高的墓砖书刻,应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结果,这也是书刻质量得以保证的前提。

如果说上层书法因过分规整而与民间书法有较大区分的话,那么曹氏墓砖的文字,就会带给我们几分亲近,因为这正是民间力量的智慧再现。其墓砖文字的书刻,主要展现了自先秦至汉末在民间层面的隶书、章草、今草、行书和楷书逐步演化的丰富形态。仅就隶书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隶意渐损而向方整精雅渐增的转化进程。

对于其价值,华人德先生曾指出:“曹操宗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而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其中的行书和草书砖文,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8]。

2.曹氏墓砖文字的艺术性征。曹氏墓砖书法是中国先民集体智慧的产物,也是其自由精神的实物再现。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这些民间工匠,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凭着极其有限的条件,为我们创造了奇逸而美妙的艺术珍品。而由于其设计与制作的本身,就是生产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自身特点。



2.1 粗糙性与完美性。曹操宗族墓砖的书刻,多数不求工整、随意刻划,缺少相应的完整和庄重,故其粗糙在所难免。对于士大夫阶层所依重的上层文化和审美意识,制砖工匠尽管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束缚,而在见贤思齐的心理作用下,工匠群体对于上层文化的追慕与效仿当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民间工匠的眼中,粗糙而拙劣的砖头,不仅能填砌墓室、记载制砖年月,它还承载着工匠的个人精神与审美追求。如《写进遗缘》砖文(图一),第一字略显随意,而第二字便急趋规则方整,这无疑是一种力图工稳、追求完美的表现。在曹氏墓砖的书刻中,部分具有文化知识的刑徒和小官吏,由于受自身审美与习惯的影响,其书刻便有着追求工细、完美的一面。如元墓《会稽曹君》隶书砖文(图二),其体式开张、布局严谨,无形中体现着中国哲学追求完美的精神。而曹氏砖文的这个特点,也再现了两汉砖文的整体风貌。如两汉的字模砖文,就体现了体式严整、追求完美的装饰效果,《永初三年八月砖》(图三)、西汉中期的《海内皆臣砖》(图四),以及出土于四川新津县的《永平三年三月作砖》,则较好地呈现了这个特点(图五)。




2.2 随意性与创造性。曹氏墓砖的书刻,由于参与主体多属低层次的民间工匠,其有意或随意的书刻,较之官方碑刻更显自由与活泼。而这种“不严谨”的特点,也正体现了曹氏墓砖书刻的随意性。

中国书法是以线条为主体的艺术形式,线条的表现,可通过毛笔、铸刻工具依托于砖瓦、简牍或纸张表现出来。在主流书法创作中,古人极为重视用笔,从东汉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笔论》《九势》《篆势》,以及同时代赵壹的《非草书》等书论著作的出现来看,可见东汉上流阶层对用笔、结体的高度重视。而这种规范,“更多地存在于上层社会或高层知识分子中,但对于民间的“艺术家”来说,既没有条件学习,也没有途径获得,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们成为一种没有实用意义的累赘”[9]。对于曹氏墓砖的书刻,工匠在不拘泥于成法的前提下,其书刻活动,较之上层书法,在其即兴书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显现出创造精神。

两汉社会,汉碑与简牍作为首要书体曾长期作用于上流阶层,而出土于桓、灵二帝时期的曹操宗族墓砖,从其出土的部分行草书砖文来看,它反映了当时行草书在民间流行的事实,《一日持书平安砖》(图六)和《平仓砖》(图七),两者书写流利,已表现出了纯熟的书写技巧。对于行书,据史料记载,其产生于桓、灵之时,由刘德昇所创(应为搜集、归纳、整理、规范),“刘德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10]。曹氏墓砖行书砖文的出现,不仅与刘德昇“造行书”的时间吻合,而且又同出一地。刘德昇是颍川人,曹操宗族墓在亳县,与颍川相邻,同属古豫州[11]。因此,王镛、李淼先生提出:“这恐怕不是巧合,古豫州一带可以说是行书的发祥地”[12]。刘德昇所造行书,其书迹今不可见,而民间工匠的随意书刻,为我们佐证了行草书流行于民间的事实。曹氏墓砖《会稽曹君砖》(图八)的书刻,为典型的章草,而曹氏《为将奈何吾真愁怀砖》(图九)已具今草面貌,无论其结体或是用笔,与纯粹的今草已别无二致。曹操宗族墓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而呈现了不同的书体与风格。从曹氏墓砖中既有精心制作又有随意而为的书刻情况来看,让我们感慨的已不仅仅是其随意性的即兴挥洒,而是通过这种随意性的创造,为我们呈现了民间书法的前行方向。




2.3 承袭性与创新性。曹氏墓砖的制作,不是一人或数人即可完成的活动,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其墓砖的设计与制作,不像楼台屋宇所用砖瓦那样严格,参与者在具体工作中,有一定的自由度。也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促使那些身份卑微的民间工匠获得了创新的条件和动力。其自身的随意发挥,在劳动密集型的活动主体中,使他们的书刻文字最终呈现于世人面前。

对于民间工匠而言,由于受文化环境和群体观念的制约,古老的书体和书风,难免会在他们身上保留一定的承袭性。西汉的《万年砖》(图十)是一件较早采用装饰花纹的作品,而二百多年后的东汉《建宁三年砖》(图十一),在承袭前者的基础上将装饰手法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在两汉砖文中,具有明显承袭特征的还有西汉《君子砖》(图十二)、东汉《建初八年砖》(图十三)以及东汉《永元三年砖》(图十四)。曹氏墓砖中的隶书体《丁次豪砖》(图十五),其中宫紧结,笔画纵逸,“与作于延熹元、二年(公元158年、公元159年)的甘谷汉简体式十分接近”[13]。曹氏砖文书体,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出现过的一切样式,如规范的隶书、隶意较浓的章草,还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以及正在形成中的楷书及今草。而这类不拘一格的书体,恰恰反映了其时工匠对前代书体的个人偏爱与继承。这种承继精神,即使在南北朝书法中,其“棱角分明的线条也直接来自于秦汉时期的民间书法”[14]。而出土于四川梓潼县的《建初三年八月廿日汝伯宁曰万茂全大利砖》(图十六),此砖书刻,采取横势,点画纯用方笔,棱角分明,如刀砍斧劈,大巧若拙,浑然天成,其字结体,有类北朝碑版,“从中国书法发展的源流看,此砖书法已开北朝书风之先河”[ 1 5 ]。从这些砖文来看,正是民间工匠即兴而为的个体行为,无形中推进了中国书法在民间的演进。

2.4 夸张性与简约性。民间工匠的即兴书刻,不同于上流阶层的规范创作,曹氏墓砖的诸多书刻,具有一定的夸张性。从《为将奈何吾真愁怀砖》(图九)来看,书刻者以利器在砖坯上力图再现书写神韵的同时,其富于夸张性的线条,与东汉延熹七年《纪雨砖》等书刻可谓异曲同工(图十七)。曹氏墓砖中的《了忽焉砖》(图十八),既具行书特点而又不失隶意,在将“焉”字省简笔画的同时,以其简约洗练的线条,为我们再现了民间工匠删繁就简的书刻习惯。研究表明,民间工匠的“创作”,在专注于内心情感率意表达的同时,对于其塑造的形象,往往不是其视觉印象的直接复制,而是根据个人喜好,删繁就简,一旦遇到不合心意的因素便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改造、修正,以较为简约的标准作为定夺的依据,这也是民间书法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之所以能够不断为我们提供新奇面貌的重要原因。在古老的中国书法中,由篆书组成的古文体系向由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组成的今文体系的转化,就是一个不断将字形的笔画、结构简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或开风气之先的,便是那些身份卑微的民间工匠。



2.5 实用性与装饰性。民间书法的最大特点在于为生产、生活服务,其运作的过程也是无意识的创作活动。参与曹氏墓砖制作的工匠,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其自身的审美理想,便会促使其积极地将自身对上层社会喜闻乐见的装饰形式,运用到墓砖的制作实践中。而这种力求装饰化的特点,也体现了两汉装饰性砖文的共性特征。与曹氏墓砖同年出现的《建宁三年砖》与西汉的《万年砖》相比,其文字与边框的巧妙结合,使其空间处理独具匠心,装饰手法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目前已出土的曹氏墓砖中,董墓《宜官延砖》属典型的印模字砖,制砖工匠将书刻内容与龙凤文案巧妙结合,强化了字砖的装饰效果。遗憾的是,这类印模字砖,在出土的墓砖中仅此一块。此种情况的出现,与曹操宗族墓葬曾被多次盗掘,大量的陪葬物和具有史料价值的墓砖多有流散应有一定关系。对于古代民间书法的共性特征,何应辉先生曾总结出五个特点,即:“直(性情表达坦率质直)、野(疏而不拘)、简(技法简而不繁)、拙(稚拙不熟)、奇(变化出人意料)”[16]。而曹氏墓砖独特的艺术特点,也体现在古代民间书法的共性特征中。

三、两汉砖文的艺术价值

对于两汉书法而言,如果说汉碑与汉简不能全面反映其整体特征的话,那么以曹氏墓砖为代表的两汉砖文,则为我们找到一条了解两汉书风的有效途径。流行于两汉时期的各类砖文,既有民间书法的天真、随意,又有文人书法的典雅与规范。它不仅保留着秦汉书法古朴、沉穆、开张的遗韵与风度,又具有主流书风的影子,并且不少字迹要早于主流书体确立的年代。这些字砖的书刻与制作,其率意操觚、随意走刀的创作方式,稚拙而天真的书风,为法度森严、充满理性气质的主流书风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新奇样式。

由于砖文的出现、发展和兴盛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书体演变的时期。因此,两汉砖文又为我们了解其时上层文人书法与下层民间书法的相互联系提供了真实依据。而从两汉纪年砖、装饰砖和吉言砖的文字内容来看,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其时劳苦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不仅为我们研究两汉社会的书法、民俗、墓葬与文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也为当代书法篆刻创作指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是书法史论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作者:李兴涛    来源:《书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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